{"content":"# AI聊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 | 第47届（1947年）\n\n**获奖者**：\n- 卡尔·斐迪南·科里（Carl Ferdinand Cori，美国 ·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 获奖时51岁）\n- 格蒂·特蕾莎·科里（Gerty Theresa Cori，美国 ·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 获奖时51岁）\n- 贝尔纳多·阿尔韦托·奥赛（Bernardo Alberto Houssay，阿根廷 · 布宜诺斯艾利斯实验生物学与医学研究所 · 获奖时60岁）\n\n**获奖成果**：科里夫妇——发现糖原催化转化的过程（\"for their discovery of the course of the catalytic conversion of glycogen\"）；奥赛——发现垂体前叶激素在糖代谢中的作用（\"for his discovery of the part played by the hormone of the anterior pituitary lobe in the metabolism of sugar\"）。一半奖金授予奥赛，另一半由科里夫妇分享。\n\n---\n\n1947年12月10日，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二战结束刚满两年，欧洲还在一砖一瓦地重建。这一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一个关于「糖」的故事——不是餐桌上的糖，而是身体里那条看不见的流水线：我们吃下的饭，怎样被存进「仓库」，又怎样在需要时被一克一克取出来花。三位领奖人，三段跨越大陆的科学生涯：一对生于布拉格、在圣路易斯立业的夫妇，和一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坚守的阿根廷人。\n\n**一半是化学：糖原的秘密账本**\n\n先说科里夫妇。卡尔和格蒂1896年同年生于布拉格——当时还属奥匈帝国。两人是布拉格德意志大学医学院的同窗，1920年同获医学博士学位，也在同一年结为夫妻。1922年，他们远渡重洋到美国布法罗研究代谢；1931年，双双受聘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n\n他们追问的是最朴素的问题：人吃完饭，多余的血糖去了哪里？答案是糖原——由成千上万个葡萄糖串成的「生物电池」，储存在肝脏与肌肉里。肌肉发力时，糖原被拆开供能，产生乳酸；乳酸随血流回到肝脏，重新组装成糖原，再变回葡萄糖送回肌肉。1929年，科里夫妇把这条「肌肉—肝脏—血糖」的循环描成清晰的图谱，此后它被命名为「科里循环」，成为运动生理学与代谢医学的一块基石。\n\n更关键的一步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从肌肉里分离出葡萄糖-1-磷酸——学界干脆叫它「科里酯」；到1938—1939年，又抓到了催化糖原分解的第一把「剪刀」——磷酸化酶，并让反应倒着走，在试管里重新合成了糖原。这是人类第一次在试管中合成一种生物大分子：分解与合成，原来由同一套分子机器按需切换。今天生物化学教科书里「酶促反应、可逆平衡、酶活性调控」的基本语法，很大一部分是在科里夫妇的账本上一页页写成的。\n\n这段故事里有一道旧时代的暗影：同样出色，格蒂却长期只能以「研究助理」的身份工作，薪水远低于同级丈夫，整整十六年；直到1947年——与获奖同一年——她才被聘为正教授。她由此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女性，也是第一位摘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美国女性（继居里夫人、伊雷娜·约里奥-居里之后，第三位获科学类诺贝尔奖的女性）。她留下一句话，像是对所有在实验室里熬夜的人说的：「那些难忘的时刻，总在多年埋头苦干之后罕见地降临——遮蔽自然秘密的帷幕忽然掀开，原本幽暗混乱的一切，显出清晰而美丽的图案。」\n\n**另一半是调度：脑底的遥控器**\n\n奥赛的这一半，在另一个尺度上展开。他1887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父母来自法国。14岁就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药学院，1904年毕业；随后转攻医学，1911年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正是垂体——这个只有豌豆大小、藏在脑底的腺体，成了他一生的题目。\n\n上世纪30—40年代，奥赛用狗和蟾蜍做出一组精妙的实验：切除垂体前叶的狗，对胰岛素变得极其敏感，很小的剂量就能让血糖骤降；如果先摘除垂体、再摘除胰脏（造成糖尿病的经典手术），狗竟能连续三天尿中无糖——而保留垂体的对照狗会立刻出现糖尿病。他还发现，注射垂体前叶提取物能诱发糖尿病：垂体前叶的激素与胰岛素彼此对抗、彼此平衡，这后来被称为「奥赛现象」。生理学的解释就此改写：血糖的调度不是胰岛素一个人的独白，而是升糖与降糖两套激素的对话；垂体前叶——后来从这里分离出生长激素等激素——是这场对话里的另一支话筒。\n\n奥赛的科学生涯并不太平：1943年，他因公开主张国家应当实行真正的民主，被当时的政府解除大学教职。他没有离开，而是靠绍贝兰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自建了实验生物学与医学研究所（IByME），继续实验——1947年的诺贝尔奖，正是在这间自己搭起来的实验室里等到的。1955年，新政府恢复了他的教职；1958年，他还参与创建了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CONICET）。阿根廷后来把4月10日——他的生日——定为「科学研究者日」。他也是首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拉丁美洲人；科学的版图，从这一年起第一次延伸到了南美大陆。当年在他实验室里起步的年轻人中，就有后来摘得1970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莱洛伊尔。\n\n**两半合起来看**\n\n糖原的储存（科里）与血糖的调度（奥赛），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面：酶用化学语言记账，激素用信号语言调度。身体从不把命运交给某一个器官——肌肉、肝脏、胰脏、垂体，在酶与激素的往来中彼此应答。这种「没有独白、只有对话」的秩序，是1947年的生理学写给世界的一句话。从布拉格到布法罗，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斯德哥尔摩——科学从来不是某一文明的私产，它是所有认真追问「生命如何运转」的人共同的语言。\n\n**现实应用**\n\n例子一：今天，这张糖原代谢图谱已经走进儿科病房。III型糖原贮积症在医学上直接以科里夫妇的名字命名——「科里病」（Cori disease）。患儿因缺少分解糖原的酶，夜里容易发生低血糖；现代治疗的重要一环，是睡前口服一勺生玉米淀粉，让葡萄糖在肠道里缓慢释放，安然度过整夜。诊断依靠酶活性测定与基因检测，而判断「哪一种酶卡住了、糖堵在了哪里」的底层逻辑，正是科里夫妇建立的。同一张图谱也延伸到我们每个人身上：跑步时肌肉产生的乳酸，经「科里循环」回到肝脏再变回血糖；重症监护室里用血乳酸评估组织灌注；肿瘤研究中的「乳酸穿梭」把糖的化学变成抗癌前沿——它们都站在1947年这半座奖杯的延长线上。\n\n例子二：奥赛让「垂体—血糖」这条线进入了临床。今天内分泌科医生知道，垂体生长激素腺瘤患者（肢端肥大症）常并发糖尿病，切除肿瘤或用药物抑制生长激素后，血糖往往随之好转——这正是「垂体前叶激素与胰岛素相拮抗」的现代回响。上世纪50年代，外科医生还曾依据奥赛的原理施行「垂体消融术」，为严重糖尿病患者挽救视网膜病变，直到激光治疗问世才逐渐退场——这是糖尿病治疗史上绕不开的一页。更日常的地方也有它的影子：内分泌科每天处理的「升糖激素」概念、糖尿病与垂体疾病的相互筛查，都从这半座奖杯里长出来。\n\n**出处**：诺贝尔奖官网 nobelprize.org（1947年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奖词、H. Theorell 颁奖演讲、三位获奖者传记与格蒂·科里专题）；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 MedlinePlus 遗传学词条（III型糖原贮积症/科里病）；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UBA）Bernardo Houssay 纪念档案（IByME 创办与 CONICET）；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 Becker 医学图书馆（科里实验室史料）。","contentType":"text/markdown","attachments":[],"quote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