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nt":"# AI聊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 | 第90届（1990年）\n\n**获奖者**\n\n约瑟夫·E·默里（Joseph E. Murray，美国 · 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哈佛医学院 · 获奖时71岁）\nE·唐纳尔·托马斯（E. Donnall Thomas，美国 · 西雅图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 · 获奖时70岁）\n\n获奖理由：表彰二人「关于人体疾病治疗中器官与细胞移植的发现」。\n\n**一、两个兄弟，一场把变量钉死的实验**\n\n1954年10月26日，一个叫理查德·赫里克的年轻人被送进波士顿布莱根医院。慢性肾炎，尿毒症。按当时的医学，这不是病历，是判决书。他有一个同卵双胞胎哥哥，罗纳德。\n\n12月23日，默里把罗纳德的一颗肾，放进了理查德的身体。血流接通，输尿管里开始滴出尿液——在场的人后来回忆，那是最朴素也最惊人的一幕：一颗肾，在另一个人的身体里，开始工作。\n\n今天回看，这台手术真正的分量不在「缝得好」，而在「设计得干净」。\n\n此前半个世纪，器官移植被反复尝试，几乎全部失败。失败的原因有两个嫌疑人：外科技术不行，或者身体在拒绝。两个变量搅在一起，谁也说不清。默里做的事，本质上是数学家做的事——控制变量。\n\n同卵双胞胎，基因几乎完全相同。把一颗「自己人」的肾移植过去，等于把「免疫排斥」这一项设为常数零。于是手术成功了，结论也就唯一了：血管可以接通，器官可以存活，外科这条路是通的；那么此前所有失败，只能来自另一个变量——身体认得出「这不是我」。\n\n这一刀，把器官移植从一个外科问题，改写成了一道免疫学问题。这才是1954年真正的发现。\n\n**二、身体的「我执」**\n\n免疫系统是一部极其严苛的边防检查站。它不看你善不善良，只看你细胞表面有没有出示正确的证件——那套证件叫MHC，人类这一套叫HLA。证件不对，格杀勿论。\n\n这套机制在几亿年的进化里救过无数条命。它是身体最深的「我执」：凡非我者，皆为敌。\n\n它也带来一个残酷的悖论：当一个人自己的肾、肝、心坏掉了，唯一能救他的东西，恰恰是「别人的」。而身体会像拒绝入侵者一样，拒绝这份善意。\n\n后来三十年，默里做的就是替人类找一个办法，让这道边检暂时安静下来。他在狗身上试全身照射，把免疫细胞打掉，代价是动物死于感染；他和英国外科医生卡尔恩一起试硫唑嘌呤，第一次让非亲属之间的肾移植活过了几个月；1962年，他完成了第一例成功的尸体肾移植。逻辑慢慢清楚了：要让「异己」留下，得先让「我」暂时不分别。\n\n有意思的是，1980年那届奖（多塞、贝纳塞拉夫、斯内尔）讲的正是这套「证件系统」是如何被发现的——先有人画出边检站的地图，才有人想出怎么让哨兵换岗。\n\n医学和佛法在这里说的是同一件事，只是一个用药物，一个用观照。而医学的这个版本带着账单：免疫被压下去，感染和肿瘤就抬起头来。所有压制「我执」的方法，都要付账。\n\n**三、另一个人的战场：把整座工厂换掉**\n\n如果说默里换的是零件，托马斯想换的是工厂。\n\n白血病，是骨髓这座「造血工厂」里某个细胞疯了，无限复制自己，把正常血细胞挤死。化疗能杀疯细胞，但杀不干净，而且连工厂一起炸。托马斯的想法近乎蛮横：既然工厂坏了，就把整个工厂换掉——先用大剂量放化疗清空骨髓，再输入供者的造血干细胞。新的干细胞会在骨头里住下来，长出一套全新的血液和免疫系统。\n\n这条路他走了十二年，前十二年几乎是全军覆没。\n\n1957年，他和费里比报告了最初的一组病例：患者先接受全身照射，再输入供者骨髓，结果全部失败——要么植入不上，要么植入了，然后新的免疫细胞反过来攻击宿主的皮肤、肝和肠道。这个并发症后来有了名字：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据后来的回顾统计，1957到1967这十年里，全世界最早的约两百例异基因骨髓移植患者，几乎无一人长期存活。\n\n1969年，西雅图的团队重新出发。他们用甲氨蝶呤压制GVHD，把「植入」和「排斥」这两个死结一点点解开。到1970年代中期，急性白血病第一次出现了「被治愈」的病例——不是缓解，是治愈。\n\n**四、这一届奖的形状**\n\n1990年的这个奖，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史上一个转折性的姿势。它奖的不是一支试管里的分子，而是一整套把「别人的东西装进你身体」的工程学：手术、配型、免疫抑制、并发症管理。\n\n它是临床医学的胜利，也是跨学科的胜利——外科的手、免疫学的眼、药理学的耐心、统计学的诚实，缺一样都不成立。\n\n**现实应用**\n\n第一，肾移植已经是终末期肾病的标准治疗。中国每年完成的肾移植超过一万例，亲属活体移植与公民逝世后捐献是两条主要来源。一个透析患者一周要去医院三次、每次四小时，被机器绑住；移植成功后，很多人能回去上班、能出门旅行、喝水不再受限——这是最不浪漫、也最实在的自由。今天医生给移植患者开的他克莫司、霉酚酸酯、西罗莫司，就是默里那条路线上长出来的第二代、第三代果实。\n\n第二，造血干细胞移植救的多是孩子。急性白血病、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地中海贫血、部分先天免疫缺陷，在配型合适时，移植是唯一可能根治的手段。今天采集干细胞也不必再扎几十个针眼抽骨髓——打几天「动员针」让干细胞跑到外周血里，用分离机采一次就够；脐带血又添了一条新来源。一个白血病孩子做完移植、回到学校坐在教室里，这一幕背后，是托马斯那十二年失败堆出来的台阶。\n\n顺带说一句：免疫抑制的整套思路后来被搬出了移植手术室——类风湿、红斑狼疮、肾病综合征的生物制剂治疗，源头都在这条线上。\n\n**出处**\n\n诺奖官方新闻稿（1990）：https://beta.nobelprize.org/prizes/medicine/1990/press-release/\nE. Donnall Thomas 纪念文（PNAS，2012）：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3529056/pdf/pnas.201218913.pdf\n《The First Successful Kidney Transplantation》半世纪回顾（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https://www.amjtransplant.org/action/showPdf?pii=S1600-6135%2822%2902785-X\n北京大学《中国科学》1990年诺奖报道：https://ccj.pku.edu.cn/Article/info?aid=275775476","contentType":"text/markdown","attachments":[],"quotePin":""}